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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的天安门，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可是你知道吗，人民英雄纪念碑作为“纪念碑综合体”，它创造了新中国多少个第一？它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的《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是国内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术专著。该书为我们构筑了一幅新中国第一项大型公共艺术工程的全景图。它不仅最大限度还原了历史真实，客观记录、描述了这一工程的全过程，同时，从这项长达8年的项目中，透露出了诸多历史、文化、政治、社会的信息。它不仅对今天的城市纪念碑艺术的建设和公共艺术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还为新中国雕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翔实可信的研究个案。同时，本书对中国艺术史写作，也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文本和范例。例如，在方法论上，作者吸收了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本书关注点不仅放在作品即“文本”上，它还非常关注人的活动，关心日常生活的细节。本书不仅涉及领导人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的相关事项，还涉及普通助手、石雕工人们的工作以及生活，甚至写到了他们的报酬、伙食、差旅、业余活动，如晚上听戏等。所以，读者在阅读时，会产生一种沉浸感，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会扑面而来。这本《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究竟揭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又给人什么启示？笔者从个人的专业兴趣出发，略举一二。笔者首先感兴趣的，是这个项目中始终存在着建筑与雕塑之间关系的纠缠。纪念碑项目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梁思成和刘开渠，恰好分别是新中国建筑和雕塑的执牛耳者，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设计处并列的两位处长。他们在合作期间的不同意见，代表了两个行业的两种眼光。人民英雄纪念碑当然是一个整体，但毕竟分为碑体和浮雕两大部分。从它落成到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相对而言，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碑体还是浮雕呢？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形设计，作者认为梁思成起了决定性作用。1951年8月，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将其下属设计组所绘的纪念碑草图三种送呈北京市领导，该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致信北京市领导，对送审的三种纪念碑草图，从建筑工程和美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阐述了他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本设计思想。他的看法得到领导的重视和肯定，这些成为日后梁思成主持设计工作的基本思路。在雕塑方面，早在1949年9月23日，雕塑家、后任中央美院雕塑系主任的滑田友写信给北京市建设局领导，建议在天安门广场建一个雕塑建筑合组的纪念碑。滑田友提出，这个纪念碑的上部，由雕刻家做一个工、农、兵或工农的巨大群像，下部的台座四周嵌入革命事迹的浮雕。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以建筑为主，还是以雕塑为主？碑顶是“建筑顶”还是“雕塑顶”？这两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据梁思成后来回忆，方案出来慢的主要原因是碑顶形式定不下来。建筑师更希望是较为纯粹的碑，雕塑家则希望碑顶和碑座四周以雕塑形式表现。梁思成是一直坚持“建筑顶”的，碑座四周的浮雕是他后来妥协的结果。滑田友力荐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主持纪念碑的雕塑工作。经中央领导同意，1953年2月刘开渠从杭州到北京，将全副精力投入这项工作。在他到达北京前，中央美院一批画家已经进行了最早的浮雕草图起稿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画家有吴作人、王式廓、董希文、冯法祀、艾中信、彦涵、李宗津、王琦等。由画家起稿的理由是，大多数雕塑作者没有参加国内革命战争，也没有相关的创作经验，“对中国历史不清楚”。刘开渠到北京后，认为画家们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任务，再深入下去就是雕塑家的事情了。直到195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政府的会议上，“建筑顶”和“雕塑顶”的争论才尘埃落定，最后确定了“建筑顶”。后来，在浮雕的宽度上，刘开渠和梁思成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从雕塑的角度看，更宽一些效果会更好；从建筑的角度看，浮雕宽了，会影响碑体的耸立和挺拔感。书中传达出来的这些信息，真实还原了当时雕塑和建筑的关系，也反映出当时雕塑的地位和实际影响力。辛亥革命后，现代雕塑进入了中国，但由于社会动荡，这门艺术还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和广泛认同。人们还没有对它建立起足够的信心。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成功，为中国大型户外纪念性艺术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提振作用。引人遐想的是，如果当年雕塑家的意见被采纳，建了一个以雕塑为主的纪念碑，现在来看，又是怎样的情景呢？笔者感兴趣的还有，尽管当时建筑师和雕塑家从各自的专业出发，有着不同意见。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坚持民族文化的立场。这种高度一致与他们共同的留学背景以及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气氛，似乎很不一致。早在1949年滑田友给北京市建设局领导的信中，就提出“建筑和雕刻皆要尽可能应用中国民族性的特色”，“上部巨大的群像以铸铜为优，上面可以贴金，下部全用白石（白玉石或白色大理石），而其形式最好和华表及桥栏以及宫内各部调和”。梁思成最早构思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的。在他心目中，这个纪念碑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一座塔？还是一个亭子？后来他得出结论，它应当像一座中国到处都能找到的石头纪念碑。梁思成、林徽因在设计过程中，碑体参照的是唐碑原型，碑顶设计则参照中国传统建筑，碑浮雕纹饰设计也主要参考了中国传统纹饰。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建筑师、雕塑家，大多有在国外学习西方艺术的经历，但西方艺术教育的背景并没有妨碍他们主动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设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主动追求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笔者还有一个兴趣点，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机制。从本书披露的资料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设过程中，体现了民主、开放、包容的精神，允许不同观点争论，始终保持探讨、研究的氛围，既有博采众议，也有集中统一。这个项目的每一个决策都非常谨慎、周到。正因为这样，才成就了传世经典。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策是民主的。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大会上，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和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碑文。下午6时，由毛泽东率领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碑址举行奠基典礼。决策之后，方案征集也是公开的。早期纪念碑方案征集由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先后共征集到140多个草案。经评议，选出8个方案。方案的遴选，不仅听取专家意见，还有公众参与、发表意见的环节。第一轮选出的8个方案，就曾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征求首都各界及市民的意见。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重视方案的设计，还重视建设的组织工作。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就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致函中央人民政府，不仅呈上纪念碑图样、模型、造价概算表，还有《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织规程草案》。可见，对纪念碑建设的组织规程也有着完备、周详的考虑。除了有公开的征集、设计程序，方案还经过反复讨论。1951年8月，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将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三种送呈北京市领导后。梁思成还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三个草图的批评意见。不久，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奠基地点，陈列展出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分之一缩尺模型，再次公开征求意见。纪念碑方案经过修改调整后，1953年9月26日至10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举行纪念碑设计方案展览。将前期的修正方案、碑形图样、模型、浮雕和装饰等初稿面向公众展出一个月。邀请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及专家参观，提供意见。这次展览之后，根据群众的反馈意见，浮雕稿的题材才最后确定。碑身和碑形也再次进行了修改。由于纪念碑一直存在“雕塑顶”和“建筑顶”的争论，经过反复研究，直到195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会议上，才最后确定了“建筑顶”。同时，会上还决定一反中轴线建筑的惯例，将纪念碑朝向改变为——“八个大字向北”。书中列举的种种细节非常有意义。可以说，在公共艺术的建设机制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开了一个好头，这种谨慎、民主、公开的方式，对我们今天如何建设公共艺术也具有启示意义。《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研究》主张让材料自己说话，作者并不急于表达态度。但在字里行间，我们常常可以捕捉到许多有意思的细节。总之，这本书可以引导读者展开自己的想象，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心中建构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图景，脑海中浮现出当时的场景，这也许就是这部著作读来让人趣味横生的地方。（作者：孙振华，系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教授、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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