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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这个词，是个有点玄妙的，尤其是艺术圈、文化界，不碰是“非主流”，碰了又怕“不入流”，大家都尽可能小心翼翼的在所谓“热点”“爆款”之间做一种平衡。而文交所却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例外，作为文化类要素流转综合性平台， 从2010年算起，两次整顿，两拨高潮，可以说，不怕“热”，就怕不“热”。“文交所”这三个字似乎总是隐藏在“高潮”背后的那一个，所以在2016的年中，大胆预测一下，2017年文交所的“高潮”又会是什么?回归：从线上到线下，从交易到融资文交所创立之初，曾被定义为“与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相配套的文化类轻资产企业融资平台，系打通文化产业各个环节，加速文化类企业孵化的综合性平台”，这种本源上的回归，势必将伴随着2016年末的邮币卡市场的清理整顿，在2017年成为必然。这意味着文交所将从二级交易市场逐步转向一级市场，关注文化类轻资产企业融资需求，尤其是有实体产业作为支撑的非遗企业。这种转变，将有利于文交所的重新定义，不再单纯的依赖于经纪机构的跃进式会员拓展，而是有选择、有培育的参照艺术品私人银行模式渐进式发展。这也意味着，电子盘将不再是文交所的唯一代名词，线下业务将被逐步重视起来，毕竟作为文化类金融投资渠道，与传统金融投资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文化有体验，有传承，需要面对面的去触碰去感受。引导互联网金融投资人逐步在“投资”基础上，让更多的普通大众由“体验”入“消费“，再由“消费”入“投资”，是文交所这个平台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非遗：资本开路，市场为先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将非遗细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体育、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十大门类。其中，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传统工艺美术门类，这也是非遗板块中，最容易与文交所，与金融资本作结合的。事实上，早在几年前，文交所就开始了类似的尝试。非遗，将可能成为2017继艺术品之后的大热点板块，这也将为众多非遗的企业及非遗传承人带来更多的来自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利好消息。跨界：热点商业模式的敞开式叠加其实，作为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开放的文化类交易市场，新型的交易模式的拓展是文交所的重要职能之一。在文交所创立之初，“艺术品保险”、“艺术品仓储”堪似“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姑娘，不规范也未被市场所知晓，而随着文交所被大众所熟知，这些艺术品行业相关业务也逐步被市场所采用，文交所所体现的公信力以及对产业缺失环节的“补缺”作用，体现无疑。文化市场，最终是需要商业化的自体循环，同时又需要被正确的引导，而肩负着文化产业创新职能的文交所，则应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起到应有的作用。以“网红”经济为例，这个被称为“非主流”的产业，却已在悄然间支撑起数以百亿的新型产业，一个PAPI酱，获得1200万的风投，且不论数据背后的真实性，这一现象本身，其实代表了90后的消费思维与偏好。好的东西，需要以合适的被市场大众所接受的方式出现，不要动则对90后00后的审美嗤之以鼻，要投其所好，而非两败俱伤。事实上，笔者身边不乏90后的颜值堪比“韩流”，颇具艺术才华的非遗传承人，也陆续有与之签约，以“粉丝经济”来撬动90后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国际化：中国模式的反输出文交所是一个完全中国化的产物，虽然最早的雏形来自于法国，但事实上落地生根却是在中国。文交所已跌跌撞撞走过了好几个年头，“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是对这个行业最恰当的描述。这种中国式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历了野蛮式的生长后，也面临着整个行业的重新规范与对外探索。作为跨金融、跨文化、跨商业的综合性平台，文交所的未来发展，需要更多国际化的元素加入与反输出。可以这么说，文交所与艺术品金融化，是中国迄今为止，在文化领域抢到的唯一一个有话语权的制高点。而事实上，这个制高点本身却是带有缺失与先天不足的，国际三大艺术品趋势报告，却从未将“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品”列入研究范畴，国内也未有高校介入趋势发布的研究或成立相关机构。我们需要更多的与国际权威机构的合作与深入交流，需要更国际化的跨领域人才(尤其是私人艺术银行的人才及金融人才)加入文交所的商业模式的研发队伍。未来，随着“一带一路”以及更多的中国文化企业涉及海外项目，相信文交所会越来越国际化，中国模式的反输出，将成为2017的一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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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更多新机遇，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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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金不如存木、炒股不如炒木”，在越来越多的人还在纠结到底是炒房还是炒股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已经找到了一个更能攫取暴利的投机对象—红木。有人用养老钱囤家具，有人用买房子的钱囤原木……个体的疯狂凑成整个行业的疯狂。但事实是，中国国内已基本没有红木原生树，对珍惜木材的无休止欲望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最终，为别人带来无可挽回的毁灭。从危机到疯狂的轮回2015年的第一个季度即将结束，边疆小城景洪也即将迎来它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傣历新年泼水节，即便如此，作为彰显版纳文化旅游特色的红木一条街此时却依旧冷清，大量的红木商品静置于尘土之下，乏人问津。唯有门口那些超级巨大、乃至无法放进室内的木雕彰显着这里曾有过的“辉煌”。这条长达3公里的红木街与周边陆续被开发的村子里总共分布着上百家工厂和商铺，以经营红木根雕、家具、工艺品为主，涉及老挝、缅甸的红酸枝、花梨木、黑檀、柚木等木材。在2012年12月开街后不久的2013年6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公约 )将我国国标规定的33种红木树种里的7种列入管制物种。从此，这条红木街经历了不可思议的疯狂：木材价格呈几何级数蹿升，进木材的速度跟不上销售的速度，连多年积攒的碎料、差料都能掺在好木头里一并倾销掉，基本上零库存运营。彼时，不仅是西双版纳，境外木材原产地、国内各大红木原料集散地、家具生产加工基地以及家具卖场也正在经历同样的疯狂。始作俑者：唯材质论中国的建筑与家具史几乎是一部木文化的历史。作为最容易获得、最容易加工、与人性最为贴近的自然材料，木材从古至今就是中国人构建诗意栖息家园的不二选择，可以说中国人的实木情结是与生俱来的。 隋唐以来，随着垂足而坐逐渐普及，人们的生活重心提高，室内家具得以长足发展。明嘉靖以前，中国的古典家具大多是漆木家具，其胎骨主要是楠木和杉木，没有细木家具，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硬木家具、红木家具。到了明代万历年间，随着海外硬木的流入才在江南富豪与文人间开始了硬木家具的制造和流行，并最终成就了中国家具历史的最高峰。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是最早研究中国硬木家具的著作，其所谓的“中国花梨木家具”涉及到的用材包括有多个不同的红木品类，这本书打开了中国红木收藏的大门。1971年，美国人安思远又有一本研究黄花梨家具的著作《中国家具》问世，一股世界范围的中国家具收藏热逐渐蔓延。后来，中国学者王世襄在其著作《明式家具珍赏》中，进一步强调了明式家具即黄花梨等硬木家具的狭义定义。按照著名收藏家、学者赵祖武先生的见解，明式家具即硬木家具的观点是导致唯硬木论的思想基础。《中国古典家具价值汇考》里的《明清家具定级标准评分表》更进一步将材质种类和大小置于考量家具价值的前列，将文化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放在微不足道的位置，从而演绎了一套唯材质论、唯红木论的评价体现。这种评判标准导致人们认为家具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木料，这是一个将学术概念偷换成商业概念的误导。纵观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直至清代前期，包括统治阶级在内，做家具大多使用软木，到了明清时期，除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老百姓(,股吧)(,股吧)也用家具，这类家具在欧洲称为Provincial Furniture，意思是指王城外的家具，即民俗家具，这部分家具很少用所谓的“红木”，而是就地取材，难道他们就没有价值?在越南待售的大红酸枝原木。直径超过50厘米的大红酸枝通常需要几百年才能长成。讽刺的是，国人将大量低俗臆造的仿古家具陈设于厅堂之时，大量珍贵杂木古家具被外国人轻松地带出国门，直至欧美市场饱和，剩下的那些只能在风吹日晒中等待被砍做烧柴。这种风气使古代传统家具制造中大量使用的榆木、杉木、榉木等木材都成了不受欢迎、甚至代表“廉价”的材质。上一页1234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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